鬼吹灯之升棺发财 6 70年代流行的老北京黑话(转)(4/5)

炮局了或“哥们儿刚从炮局出来”那在江湖上也是值得炫耀的经历，比进派出所又上了个档次。当然也有从炮局出来后就不好在江湖上混的主，那是因为他在里面坦白从宽了。坦白，说出同伙，黑话叫做“抬了”就是招供了的意思。“一般出来的主见到狐朋狗友后的第一句话都是这样的“哥们儿在里面谁都没抬！”当然，抬还是没抬关键看相关的人有没有陆续折进去的。如果一折进去您就竹筒倒豆子全抬了那你出来就不好受了。有一主儿，苁点，进去没几天把知道的全抬了，同伙接连被捕。他倒是被放出来了，走出炮局没多远就被一帮人围上了，其中一主从军大衣中亮出一把军刺，照肚子上就是一刀，另外俩人直接就给他送医院急救科了。你说奇怪吧！既然捅了一刀，干吗还管送医院呢？这您就不明白了，这叫风险控制，盗亦有道吗。

    北京治安恶化令当局深感不安，这就有了北京文革后的第一次大搜捕。江湖上称之为大抄，一时间北京的拘留所爆满，下面是我的一篇小文记述在刘海分局所经历的真实故事。也可称之为“亲历北京大抄”以纪念那段“**燃烧的岁月”

    六九年春节前，北京城区进行了一次全城规模的大抓捕，开了严打的先河。当时社会治安不好，偷盗打架的很多。某夜，由每个街道的主任带着派出所，公安局的人到有前科的或游手好闲的人家中把人带走。一时间，北京的看守所人满为患。刘海分局就是主要羁押地之一。羁押的人多，民警不够用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警力不足，所以就抽调工人，学生去作临时看守。大概工人还有抓革命，促生产的本职工作，大部分临时看守的任务就落在我们中学生头上了。我当时才十四岁，外表忠厚，也就有了这么一次当看守的难忘经历。

    有一天，吃中午饭时，在押人员一片欢呼声：“吃素面了”，敲盆敲碗的声音大作。原来那天改善伙食。我一看素面就是酱油拌面，不过酱油用油和花椒一炸，还真香。

    其实，警察叔叔也知道我们管不了啥大用，就是让我们昼夜轮流值班，和抓进来的人待在一个屋里，每个屋都关着十几个人，都是一般的平房，不是铁门铁窗的牢房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有异常情况马上向警察汇报。那时侯，犯事的人好象不那么凶。我记得常看见大街上抓了小偷，群众一拥而上，乱打一通，然后扭送公安机关。哪象现在，被偷了东西人还不敢承认被偷。所以我小小的年纪，和十几个大小伙子在一个屋里，也不觉的害怕。开始还老想立点功。但因为年纪小，分辨是非的能力差，当警察叔叔调我去看小号时，我被在押的人腐蚀了。辜负了警察叔叔对我的信任。至今也没有机会向警察叔叔认错。

    我那个年纪，对好勇斗狠的人是很崇拜的，觉得他们就象水浒里的江湖好汉。这小号里只关了俩人，和大屋里的人不同，他俩是带着手拷的。警察叔叔事先告诉我，那个叫大伟的，头几天越狱逃跑刚给抓回来，另一个叫小五的，偷过国家机密文件。我的好奇心，一下子就被吊了起来。我竟有些急于想见到他们。

    他们两个其实都长得不凶，二十多岁。那个小五清秀中眼中确有股贼气。大伟倒显得有几分憨厚。几天后，和他俩混得熟点了。我就禁不住问大伟是怎么越狱的。大伟一听我问，顿时两眼放光，他歪在地铺上，冲我摇晃了一下手腕上的拷子说：“这玩意是能拨开的！”他望着我惊讶的目光说：“我以前也是听说，真带上了就试试吧，开始用火柴棍拨，没用。后来找了根别针。我用别针试了一天，终于拨开了一扣。之后又练了一个星期，练到了一拨就开一扣的程度。有一天晚上，趁看守送另一人上厕所的机会，我拨开拷子，把拷子挂在窗上就跑了。”叙述时，他难掩得意的神色。我问：“你怎么又被抓回来了？”他眼神顿时暗淡无光，没说什么。小五在旁说：“大伟是让他爸送回来的。”

    以后每天都过得很快，大伟给我讲了好多打架的事，他说他除了打架没别的事。小五也眉飞色舞地讲，他偷了一个军人的公文包，警察带着警犬找到他家。他还说有一次大白天，登着三轮车，假装帮人搬家，帮他刚结婚的姐姐偷了个大衣柜！

    终于有一天，小五摸出两块钱，让我帮他们出去买几条酱猪尾巴。我实在不好推辞就帮了他们一回。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想小五可能是太馋了才去偷吧。虽然他们也让我尝尝，我拒绝了。我觉得好象只是帮他们买，心里还不会太自责，若再吃两口，就真和受贿一样了。

    一年后，我再见到小五时，他被两个人撅着，弯着腰，站在公审大会的台上，被判了十五年。大伟我就再没见到，我想他有深明大义的父亲，可能不再打架了吧。

    “叶子”和“拆哒拆哒”

    “叶子”在黑话里指的是钞票。那会最大面值的人民币是十元的，还有五元，两元和一元面值的。“哥们儿！叶子活吗？拆哒，拆哒！”那意思是“你手头钞票多吗？拿两张来！”这拆哒拆哒，可不是借的意思，拆哒走了就不会拆哒回来了。除非